新書搶先看》 黑土變黃金，未來全球經濟引擎與商戰必爭之地：非洲

然而今天，非洲的工廠又再度重生，這實在很奇怪。一般的工廠就像兩百年前的英國紡織廠及現代的底特律汽車廠一樣，工廠一旦開始衰亡，通常就不會起死回生。但我們看到，非洲的工廠打從一開始就不是很穩健，在一九八○年代和九○年代似乎相繼滅絕。但董氏集團等企業開設的工廠卻有如浴火鳳凰一般，變得更有競爭力，業主也比以前更有信心。二○一三年，董氏家族看準了奈及利亞的經濟前景以及該公司在奈及利亞長期營運的能力，斥資十五億美元打造非洲最大的冷軋鋼廠。其他撐過經濟低迷時期的中國大家族也正在擴張：李氏集團在奈及利亞建立新廠，生產的產品包羅萬象，從塑膠袋到麵包、再到瓶裝水，應有盡有。這些長期投資非洲的中國投資者現在正大舉把資金再度投入非洲。此外，每年初來乍到非洲的中國企業家也比以往多出許多。如果說第一波的中國實業家幫非洲創造出製造業，後來一波的中國走私客扼殺了非洲的製造業，那麼現在這新一波中國投資熱潮正讓非洲的製造業恢復生機。

以前有關中國在非洲投資的資料很少，我在麥肯錫公司與同仁共同領導了一個大型的研究專案，希望改變這種情況。我們聘請了一小群中國的自由撰稿記者、博士生，以及以前在國有企業任職的員工，培訓他們進行歷時一小時的調查，派他們到八大非洲國家的華人社群進行調查。那八個國家約占撒哈拉以南非洲GDP的四分之三。我們找到了一萬多家中國企業——沒有人料到中國人在非洲做生意的活躍度及信心竟然那麼高。在實地調查的那八大國家中，我們發現的中國企業數量，幾乎是之前最大資料庫的四倍，其中三分之一（約一千五百家）的中國企業是製造商。如果這個比例可以泛推到整個非洲大陸，非洲的中國製造商已多達三、四千家。

懷疑者可能會指出，如果這些企業的規模很小，數量再多也不重要。然而，儘管中國在非洲的製造業投資往往小於那些霸占新聞版面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專案，但那些製造廠並非微不足道。我們調查了近兩百家製造企業，它們的平均年收入是兩千一百萬美元，這個金額遠遠超過多數非洲國家定義的中小企業標準。而且，那些中國製造業者幾乎都是私營的，不是中國的國有企業（SOE），可見那些投資是出於獲利動機，而不是出於政府指令。有些新聞報導強調中國政府與非洲一些中國企業的關連，熟悉那些報導的讀者可能會對前述資料感到意外。但中國幅員遼闊，中國的經濟有很大一部分是私營事業。畢竟，中國的多數老闆之所以開設工廠，是為了追求私人財富。中國投資者楊文義（Yang Wenyi）在奈及利亞投資了多家製造廠，他告訴我：「我不需要政府，我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也不需要爭取政府的合約。」民營企業家為民間消費者製造有形的商品：這就是中國製造企業運作的方式，它們在非洲運作的方式跟在中國一樣。

顯然，外國業者在非洲能有這樣的製造業投資水準相當獨特。相較之下，二○一四年八月歐巴馬政府宣布美國私營部門在非洲投資的一百四十億美元，主要是集中在銀行、建設、資訊科技等領域，這背後有充分的理由：幾十年來，美國和其他的已開發國家持續把工廠遷到開發中國家，如今本土幾乎已經沒有製造業可以遷往海外了。在歐洲、日本、北美地區，製造業的就業比例穩定地下滑，從一九七○年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二○一二年只剩下一半。中國以外的其他地區，多數的開發中國家也沒有那麼多製造業可以外移：巴西製造業的就業比例高峰出現在一九八六年，是百分之十六；印度製造業的就業高峰出現在二○○二年，僅百分之十三。只有中國有大量的製造業可以遷到海外，而且絕大多數的外移是移向非洲。

但怎麼會這樣？為什麼非洲的製造業從各方面來看在上個世代已經消亡了，如今卻又吸引那麼多的投資？這個問題有兩個答案：一個是結構性的，一個是個體性的。結構性的答案是從總體經濟的觀點來看全球經濟的大規模變化。南非出生的哈佛經濟學家羅伯‧勞倫斯（Robert Lawrence）如此解釋：「全球來看，隨著中國等大國走出經濟底層，那些仍處於經濟底層的國家就會獲得很大的機會。」事實證明，處於底層還是有好處——經濟學家稱之為「後發優勢」。首先，低所得國家就是人民所得低，工資比富國少，所以對勞力密集的產業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生產地點。再者，由於多數貧國的經濟產出和就業主要仍集中在生產力較低的農業領域，它們的生產力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也就是說，基數很低時，要展現成長幅度並不難。第三，開發高生產力的技術時，中間反覆試驗的成本高昂，那些後發的開發中國家不採用那種試誤法，而是直接採用其他開創性國家先前驗證可行的技術和創新。隨著亞洲國家富裕起來，直接複製它們開發的機器和生產方式，可以為那些尚未工業化的非洲國家提供一種投機的追趕策略。

這種邏輯——以非洲國家的工資和生產力遠遠落後全球水準為基礎——固然對非洲來說不太有面子，但確實是一種扎實的結構性因素，可以解釋為什麼現在飛雁成群結隊地飛向非洲。此外，非洲的中國企業家也證實了這個邏輯：我在研究的過程中，訪問了數十位中國的工廠老闆。他們指出，中國勞力成本攀升及進口技術的能力是他們轉往非洲做生意的主因。

然而，這無法解釋為什麼董家不管總體經濟的形勢如何，都願意在奈及利亞繼續再待個五十年。更重要的是，他們正加倍投資，不僅持續經營現有的工廠，還大舉斥資十五億美元設立鋼鐵廠，連奈及利亞總統都出席了工廠的開幕式。為什麼他們明明經歷過最嚴重的災難（包括石油危機、軍事獨裁政體、國際貨幣基金的國家援助、匯率暴跌），卻依然對奈及利亞的製造業如此樂觀？

這就是個體性答案很重要的地方。結構性的力量只點出大方向，但不明確。個人的投入和公司的巧妙運作依然很重要。這並不是說結構性的解釋沒什麼根據，而是承認即使有最好的條件，也需要個人願意賭上生計才能奏效。個體遇上某種環境時，採取行動去改變環境，並在過程中也受到改變，就會出現進步。（本文節錄自《下一座世界工廠：黑土變黃金，未來全球經濟引擎與商戰必爭之地——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