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搶先看》新經濟贏家的３種工作角色

隨著2012年的大選日迫近，《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網站流量急遽增加，這是全國性大事期間的正常現象。但這次有點不同，有高得不成比例的流量（據報導超過70％）流向這個內容包羅萬象的網站上的單一地點，不是頭版的即時新聞報導，也不是得過普立茲獎的專欄作家們的評論，而是棒球統計專家席佛（Nate Silver）主持的部落格，他在選舉期間改行當選舉預測師。

不到一年後，ESPN 和美國廣播公司（ABC）新聞頻道挖角席佛。為了留住他，《紐約時報》承諾給他十多名撰稿人的團隊，這樁交易將給席佛一個跨越運動、天氣預報到網站新聞部門的職位，甚至參與奧斯卡金像獎的播報。雖然席佛一手調製的模型在方法學上引發許多辯論，但沒有人能否認，在2012年的選舉中，這位35歲的資料奇才是美國經濟的大贏家。

另一位贏家是韓森（David Heinemeier Hansson），他是創造Ruby on Rails網站開發架構（簡稱RoR）的電腦程式設計師，現在一些最受歡迎網站，包括推特和Hulu，都是由RoR 提供基礎。韓森是深具影響力的開發公司Basecamp（2014年以前的名稱為37signals）的合夥人，他未曾公開談論持有Basecamp 多少股份或其他收入來源，但我們推想他日進斗金，因為韓森有財力穿梭於芝加哥、馬里布和西班牙馬貝拉，在這些地方玩他熱愛的高性能賽車。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美國經濟大贏家的例子是杜爾（John Doerr），他是著名的矽谷創投基金公司KPCB的首席合夥人。杜爾協助投資許多重要公司，推動目前這波科技革命，包括推特、Google、Amazon、網景和昇陽（Sun Microsystems）。這些投資的報酬極為驚人，杜爾的財富超過30 億美元。 

為什麼席佛、韓森和杜爾如此成功？這個問題有兩種回答，第一種是微觀的回答，著重於讓這三個人脫穎而出的個人特質與技巧。第二種回答則較為宏觀，較不著重於個人，而是著重他們代表的工作類型。雖然兩種回答都重要，但宏觀的回答與本文的討論最有關，因為它更能說明我們當前的經濟獎賞哪些人。

要探討這個宏觀的角度，我們可以引用兩位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布林約爾松（Erik Brynjolfsson） 和麥克菲（Andrew McAfee）的觀點。他們在2011年深具影響力的書《與機器賽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 中，提出極有說服力的論點，在眾多力量的作用下，數位科技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改變了我們的勞動市場。「我們正處在大重構陣痛的早期階段。」布林約爾松和麥克菲在書中開宗明義指出：「我們的科技正在全力衝刺，但我們許多技術和組織卻落後。」

對許多工作者來說，這種落後預告了壞消息，隨著智慧機器的發展，機器和人之間的能力落差逐漸縮小，僱主越來越可能僱用「新機器」而非「新人」。而在只有人能做的工作上，通訊和協作科技的進步，遠距工作越來越容易，鼓勵公司外包重要職務給業界的明星─頂尖的工作者，導致本地人才乏人問津。

不過，這種新現實並非在所有行業都一樣慘淡，正如布林爾松和麥克菲強調的，大重構並未讓工作減少，而是區隔了不同的工作。雖然越來越多人會因為技術的自動化或輕易外包而在新經濟中落敗，但有些人不僅能夠生存，還變得比以前更有價值，並且因此獲得更大獎賞。

預見經濟出現這種雙軌發展的不只布林約爾松和麥克菲兩人，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家科文（Tyler Cowen）出版了《再見，平庸世代》（Average Is Over），書中就呼應這個數位區隔的主題。但讓布林約爾松和麥克菲的分析格外有用的是，他們指出三個特定群體將在這種區隔中占上風，從智慧機器時代得到不成比例的大獎賞。不令人意外的，席佛、韓森和杜爾就屬於這三個群體。讓我們一一檢視這三個群體，了解為什麼他們突然變成奇貨可居。 

以席佛為代表的群體，布林約爾森和麥克菲稱之為「高技術工作者」。機器人和語音辨識等技術的進步，把許多低技術工作自動化，但兩位經濟學家強調：「資料視覺化、分析、高速通訊和快速原型等技術，擴大了抽象和資料驅動推理的貢獻，提高這些工作的價值。」換句話說，有能力與日益複雜的機器合作，並創造有價值的結果，這樣的人就能成功。科文更直言不諱的總結這個現實：「關鍵的問題將是─你是否善於與智慧機器合作？」

席佛當然是高技術工作者的代表人物。餵資料給大資料庫，萃取精華後，再投入他神祕的蒙地卡羅模型，智慧機器不是席佛成功的阻礙，而是必要條件。 

布林約爾森和麥克菲預測將在新經濟中左右逢源的第二個群體，則是像韓森這樣的超級明星。高速資料網路和協作工具，如電子郵件和虛擬會議軟體，已摧毀許多知識工作領域的界限。例如，僱用全職程式設計師已經沒有必要，省下辦公室空間和員工福利成本，僱主可以僱用像韓森這種全世界最優秀的程式設計師，而且只需僱用一段足夠完成委託專案的時間。在這種情況下，僱主可能花較少的錢就能得到更好的結果，而韓森每年可以服務更多客戶，賺得更多報酬。

韓森可以從西班牙馬貝拉遠距工作，而僱主的辦公室可能在愛阿華州的狄蒙，只要通訊和協作技術的進步讓這個過程幾近無縫，對公司來說就沒有差別。但對住在狄蒙、需要穩定收入的低技術本地程式設計師，影響卻很大。科技讓遠距工作也能創造高生產力，這股趨勢正影響越來越多行業，顧問、行銷、寫作、設計⋯⋯一旦人才市場的管道完全暢通，市場上的超級明星將欣欣向榮，其他人勢必受害。

經濟學家羅森（Sherwin Rosen）1981年在一篇研討會論文中，以數學計算出這種「贏者全拿」的市場。他的主要洞見之一，是明白的在模型中把人才（在他的公式中以不帶感情的變數q 來代表）當作一項有「不完全替代品」的因素，並解釋說：「聽一群平庸的歌手唱許多歌，加起來不會變成一首精彩的表演。」換句話說，人才不是你成批買進，加起來就能達到高水準的商品。頂尖人才一定他的有高明之處。因此，如果你處在一個消費者能接觸到所有表演者的市場，每個人的q 值都很清楚，消費者將選擇頂尖者，即使次優者的差距並不大，超級明星仍將贏走市場的一大塊。

羅森在1980年代研究這種效應時，他專注在電影明星和音樂家等有明確市場的例子，唱片行和電影院讓觀眾和聽眾有管道接觸到不同的表演者，在做購買決定前就能精確估計他們的才能。通訊和協作技術的快速崛起，改變了許多原本具有地方性的市場，變成一個類似的世界商場。尋找電腦程式設計師或公關顧問的小公司，現在可以進入國際人才市場，就好像當年唱片行興起，小鎮樂迷可以跳過地方音樂家，購買全世界最好的樂團的唱片。換言之，超級明星效應在今日已更廣泛的適用於許多行業，現在，我們的經濟中有越來越多人競逐各自行業中的搖滾巨星地位。 

最後一個將在新經濟中獲利的群體，以杜爾為代表，包括有資本可以投資新科技、推動大重構的人。從馬克斯以來我們就了解，擁有資本就擁有巨大的優勢，不過，同樣重要的是，有些時期還能提供更多優勢。布林約爾松和麥克菲指出，戰後的歐洲不是坐擁龐大資本的好時機，因為快速通貨膨脹和沉重的稅負，以驚人的速度吃掉舊財富（我們不妨稱之為「唐頓莊園效應」）。

不同於戰後時期，大重構是擁有資本的大好時機。要了解為什麼，先回想議價理論，這項標準經濟理論的一個重點是，當金錢是透過投入的資本與勞動結合創造時，獲得的報酬大致而言與投入的多寡成比例。因此，當數位科技降低許多產業對勞動的需求，對擁有智慧機器者的報酬比例將逐漸增加。今日的創投資本家可以投資像Instagram這種公司，只僱用13名員工，最後以10億美元出售，歷史上沒有任何時期出現過如此少的勞動，可以創造如此高的價值！在投入這麼少勞動的情況下，流回擁有者（在這個例子裡即創投資本家）的財富比例是史無前例，難怪我曾訪問的一位創投資本家，憂慮的坦白告訴我：「每個人都想搶我的工作。」 

讓我們整理一下截至目前的討論。根據我的調查，當前的經濟思維認為，前所未見的成長和科技的衝擊促成經濟的大重構，在新經濟中，有三個群體擁有特別的優勢：能與智慧機器一起工作並發揮創造力的人、各行各業的超級明星，以及有能力動用資本的人。

更明確的說，布林約爾松、麥克菲和科文等經濟學家揭櫫的大重構，並非目前唯一重要的經濟趨勢，會脫穎而出的也不只前面提到的三類人，但重要的是，這些趨勢（儘管不是唯一的趨勢）確實很重要，這三類人（儘管不是僅有的群體）確實能成功。因此，如果你能加入這些群體，你就能一帆風順。如果你不能，你仍然可能過得很好，但你的地位可能較難安穩。

我們現在必須面對的問題很明顯：你要如何加入贏家的行列？雖然可能澆熄你的熱情，但我應該先坦白說，我沒有快速聚集資本，變成下一個杜爾的祕訣。如果我有這種祕訣，我也不太可能公開。不過，另外兩群贏家卻有方法可以加入。（本文摘錄自《Deep Work深度工作力》第一章，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