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搶先看》當破產，被當成重新談判的工具

金融教我們要寬恕那些失敗的人，最重要的是給他們重新開始的機會。但拋棄自己的承諾難道沒有錯嗎？我們不是應該對這些承諾負責嗎？如果破產都不必承受任何恥辱或懲罰，是不是有人會利用這個方法，在不必要的狀況下也宣告破產？那麼破產就不再是失敗，而是變成重新談判的策略工具。事實上，美國航空的破產就被說是「策略性破產」。聽起來完全就是川普風格。

美國航空激起的道德反感，也能在其他狀況下找到類似的感覺。我在我工作中唯一最討厭的事情，就是因為打分數和到課狀況必須跟學生打交道。哈佛商學院對於學生到課的要求很嚴格，選課就等於答應要來上課。這個承諾會被重視，是因為要做到有效的個案研究討論，就需要大家的參與和努力。哈佛商學院對於學期評分也有嚴格限制，成績最差的一○％必定是不及格，而任意缺席曠課會是你成績掉到最差一○％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就不得不面對個別學生一些行政管理的問題。

有時候事情很簡單，如家人不幸過世，學生可以缺席嗎？這當然沒問題。但通常狀況沒那麼單純。「有個老闆叫我搭飛機過去面試，我可以缺課嗎？」「有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我要在學校拜會我敬佩的風險投資家，我可以不去上課嗎？」「我今天起床後頭痛得要命，我可以請假嗎？」「我明天要交一份報告，還需要一些時間才做得完，我可以缺席嗎？」這些都是我們在職業生涯中會碰到的一些小例子，那些要求原諒的人其實是違背了他們原本答應要付出努力的承諾。

通常我的回答是：「當然可以，去吧。」不過我心裡其實是在想：「是這樣嗎？」為什麼那個承諾會比你答應來上課還重要呢？你知道你自己答應要來上課，就應該信守承諾啊。而且如果不讓他們付出代價，我是不是在鼓勵一種不負責任的背棄？反過來說，我不就等於是在偷偷懲罰那些忍受頭痛還是盡力來上課，堅守自己承諾的學生嗎？還是因為我知道那些找藉口要求原諒缺席的學生，到學期末也一定會來抱怨說我分數打太低，所以我才說「可以」的嗎？我回答說：「當然可以，去吧」是在傳達出什麼樣的激勵呢？

簡單地說，我是想問說：「為什麼他們不能像傑拉德．亞畢那樣呢？為什麼他們不能做到自己的承諾呢？」然後我才想到追究他們做不到像亞畢那樣，是我工作中唯一最討厭的事情，所以我都放過自己：「當然可以，去吧！」

跟其他一些大事比起來的話，這些當然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方說，有個好朋友已經結婚十年，他最近問你說他正在考慮跟他太太離婚，這對他們的兩個年幼孩子必定產生嚴重後果。那麼對於他跟孩子與太太的承諾，你會給他什麼建議呢？我們可以簡單地對他說：「你覺得好就好。」或者是：「你之前已經對他們做出認真的承諾，不能離婚啊」。

所以宣告破產才會這麼讓人擔心又有趣。它之所以引人深思，是因為這表現出我們對於承諾的態度，以及面對各種相互矛盾的義務，我們又要怎麼處理。僵化的禮教規範，例如：「你應該始終堅守自己的承諾」，或者是避重就輕地回答說：「去吧，別擔心那些承諾。去做你覺得最適合的事情。」其實都是不夠的。人生中最艱難的時刻往往就是因為一些難以取捨的義務和責任，以及如何駕御操縱它們。就像破產決策在本質上是為了處置企業或個人做出的各種相互競爭、看來又似乎難以為繼的承諾。（本文摘錄自《金融的智慧》第七章，今周刊）